文|中国核保险共同体主席、中再集团董事长 袁临江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重要理念，已写入党章和党的十九大报告。保险是一种市场化的风险转移机制和有效应对各类灾害事故及突发事件的社会互助管理机制，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的原则贯穿行业发展始终，特别是保险公司之间组成的保险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理念非常契合。中国核保险共同体（以下简称“中国核共体”）是国内保险共同体的典型代表，其运营管理经验对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解决保险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匹配问题，具有较大实践参考价值。
保险共同体是有效应对重大特殊风险的市场化机制
第一，保险共同体是风险共担、利益共享原则的深度实践。
保险思想很早便已萌芽，3800多年前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中就有海上保险、火灾保险和运输保险等相关记载。早期的保险雏形主要为个人或小型团体之间的互助模式。17世纪80年代创立的劳合社，被视为西方保险世界的核心，自诞生之时便成为承保全球重大、复杂和新兴风险的领先市场，在巨灾、恐怖主义、能源、水险等诸多险种上长期具有定价权和全球声誉，代表着国际保险业进入了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阶段。
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保险业需要为地震、洪水、核电、航天等重大特殊风险提供可靠解决方案，这对单一保险公司的承保能力、专业技术和风险控制能力，提出了很大挑战，保险共同体机制应运而生。
目前全球范围内针对核能、地震、医疗等重大特殊风险，共有37个国家建立并运营着超过100个保险共同体。总结全球实践，可以发现三个规律：一是保险共同体不仅适用于地震、洪水、飓风等自然巨灾领域，也广泛应用在核能、恐怖主义风险、医疗健康等容易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实体经济领域和民生保障领域；二是保险共同体是市场化、商业化保险组织，在不同国家和各种市场环境中都能有效运行；三是保险共同体天然具有全球化特征，并通过建立和融入全球性网络，在不同国家的共同体之间进一步实现风险分散。
第二，中国核共体是国内保险共同体的优秀代表。
保险共同体在中国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有中国核共体、中国农业保险再保险共同体（2014年成立，以下简称“中国农共体”）、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保险共同体（2015年成立，以下简称“中国地震共同体”）等3个保险共同体。此外“一带一路”保险再保险共同体正在推动设立过程中。
1999年5月，中国再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和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核共体，当年9月2日正式成立，管理机构设在中再集团。今年是中国核共体成立20周年，成员公司数量从成立时的5家（4家发起人及华泰财险）发展到现在的29家，成员公司在国内财产险市场的份额总和超过90%，具备了全面的行业代表性。国内业务每一危险单位承保能力从0.46亿美元提升到9.49亿美元，增长20倍，国际业务每一危险单位承保能力从0.15亿美元提升到3.7亿美元，增长25倍，承保能力在全球26个核共体中分别排第二和第三位，2018年中国核共体提供了3500亿元人民币的境内风险保障。
回顾过去20年，中国核共体主要有四方面成功经验。
一是构建了完善的共同体组织架构和管理机制。中国核共体建立了成员大会、理事会两级组织决策机制，设立执行机构负责日常运营。中再集团以保险行业的中立地位、再保险专业化和国际化优势成为成员单位信赖的共同体管理公司。成员单位在核共体章程、运作细则等制度规范约束下结成有效合作关系。执行机构在中再集团内部以单独的部门进行运作和管理，并由中再集团提供全面的中后台支持。执行机构还通过成员单位交流机制、技术培训机制、课题研究机制、国内外核电信息周讯、中国核共体季讯、微信公众号等信息平台，持续打造内部和谐有序、具有向心力的合作氛围。
二是成为中国核电事业发展的可靠伙伴。核电是全球仅次于化石能源、水电的第三大能源，全球核能发电占比约12%。中国核能发电量仅次于美国、法国，居全球第三位，在建核电机组数量高居全球第一，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成功出口，自主四代核电技术即将建成投产，中国已经是全球核电发展当之无愧的龙头，核能产业也成为中国“走出去”的一张闪亮名片。持续发展和壮大的中国核共体是核能核电产业发展的坚强后盾，直接推动了我国核电站保险保障水平的持续提升。国内核电厂所获得的保险在保障范围、保险价格、风险管理服务、保险增值服务上与国际同类机组相比都具有明显优势。
三是逐步提升核保险全球话语权。为推动核保险业务合作和技术交流，全球26个国家核共体结成了世界核共体体系，并设立一系列管理和议事机构。中国核共体位列世界核共体体系各主要管理机构的委员单位，全球影响力与日俱增。2018年中国核共体与全球核共体体系的领导核心——英国核共体在英国驻华使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正式跻身于全球核共体体系中心。全球地位的提升有效转化为中国核电产业直接的经济效益。比如在2018年国内多个全球首制核电技术（三门AP1000和台山EPR等）商运保险安排中，中国核共体充分发挥了对全球核保险市场的掌控及影响力，为国内客户争取到极具性价比优势的保险服务。
四是充分展现专业价值。中国核共体培养了一支10余人的前台业务团队，团队成员均具有国内外名校学历背景，其中三分之一具有博士学位。团队专业配置完善，全面覆盖国内外核设施的全产业链和全寿期风险管理，并积累了丰富的国内外业务经验。核共体团队积极参与全球核安全及核保险的规则设计，并为中国核安全立法、核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和核保险顶层机制设计提供数据经验，得到世界核共体体系、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国防科工局等国内外相关机构充分认可和广泛支持。
保险共同体是保险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
第一，我国保险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存在空白点。
2019年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保险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回归保障本源，深层次融入基础设施建设、“一带一路”建设、科技创新等实体经济领域，全面参与健康医疗、脱贫攻坚、应对老龄化等民生保障领域，加快渗透到政府职能转换、公共服务优化提升、公共产品创新等社会治理领域。目前在上述环节和领域中，我国保险业存在很多服务空白点。
以“一带一路”风险保障为例，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56.4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1257.8亿美元，合同数量达到7721份。根据估算，2016年中国海外利益的财产险和工程险保障需求约为10万亿元人民币，而国内主要商业保险公司仅提供了约6500亿元人民币的风险保障，占实际保障需求的6.46%，很多风险都处于裸露和“应保未保”状态。
再以巨灾风险保障为例，我国自然、地质、气候条件复杂，重大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据联合国统计，20世纪以来，全球每54次最严重的自然灾害里就有8次发生在中国。随着我国人口城市化加快、财富日益集中，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更趋严重，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规模显著上升。2008年，四川汶川里氏8.0级大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400多亿元，但其中保险赔付占比不到1%，距离全球平均30%水平有相当大差距。
第二，我国保险业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面临的难点。
上述实体经济发展痛点，呈现出风险损失巨大、难以使用大数定率计算、事故善后工作复杂等诸多特点，中资保险公司在对接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存在诸多难点。
一是重大特殊风险业务潜藏的风险保障规模超出单一中资保险公司实力。我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但中资保险公司的平均实力依然不强。截至2018年底，全国88家财险公司的平均总资产为267亿元人民币，全国91家寿险公司的平均总资产为1605亿元。即便是中国大型保险公司，其数量和实力也与国际同业具有明显差距。入围2018财富500强的保险公司里，美国有22家，中国只有8家。同一份榜单上，中国上榜银行达到10家，美国上榜银行为8家。因此，国内保险公司在面对重大特殊风险业务时，单靠各自实力往往无法提供充足保障，且与市场潜在需求差距巨大。
二是中资保险公司在产品研发、创新和定价能力方面存在不足。中国保险业发展历史较短，众多保险公司发展历史只有几年或十几年，在产品研发、创新和定价方面的人才储备和资源投入严重不足。精算师是实施保险产品开发和定价的关键人才，截至2018年，国内全行业精算师数量只有1900余人，平均每家保险公司不足10人。与此对照，英国本土有100多家保险公司，拥有精算师近18000人，平均一家公司拥有精算师超过150人。因此，面对亟待开发的众多重大特殊风险业务，国内保险公司普遍存在人才储备不足、技术实力较弱、产品自主开发能力滞后、承保和运营经验欠缺的问题。
三是中资保险公司全球影响力和资源调动能力总体有限。中资保险公司全球化均处于起步阶段，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有12家中资保险公司在海外设立22家保险承保类营业机构，使得中国保险公司在吸收借鉴全球经验、调动成熟市场智力资源上极为困难。面对重大特殊风险业务，中资保险公司无法及时有效实现风险的全球化分散，围绕车险、非保障型寿险等有限业务类型开展同质化和低水平价格竞争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
第三，核共体为解决上述痛点难点提供了参考模板。
一是解决了单一保险公司实力不足的问题。1957年，全球第一台商运核电机组——美国希平港核电机组投产，核能风险及核保险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当时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无法承担核电厂发生事故带来的巨大损失。为此美国保险业创新性地成立了全球首个核保险共同体，通过集合美国保险业的整体力量来为核电厂提供保险保障。
二是有效缓解重大特殊风险对保险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冲击。1979年3月28日凌晨发生的美国三里岛核事故，是民用核电史上的第一次反应堆堆芯融化事故。美国核共体针对财产损失保险提供了3亿美元的赔偿金，针对第三者责任保险提供了7120万美元的赔偿金。这一巨额赔付超出了单一保险公司的核保险承保能力和赔付能力，正因为共同体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大大缓解了该事故对整个保险行业的冲击。随着世界核共体体系的建立，形成了通过汇集全球保险业实力共同服务核电行业的现有格局。
三是孵化专业技术团队，建立并提升定价权和话语权，提高保险保障效能。199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大亚湾核电厂投入商业运行，但彼时中国保险业刚刚起步，其核保险业务只能由单一保险公司承保，并且国内在保险保障的条款、范围、价格、承保能力等各种关键要素上都无话语权，因此绝大部分的保险责任需要向国际市场办理再保险，承受了过高的价格和不完善的保险保障。而在1999年中国核共体成立当年，大亚湾核电厂的保险价格就取得了相比上一年36.7%的巨大降幅，并且随着中国核共体业务团队的能力成长，保险条款、保障范围也更加全面有效。
加强保险共同体建设的几点建议
第一，从顶层设计上重视和发挥保险共同体机制的价值。
核电、巨灾、农业、恐怖主义等领域的重大特殊风险造成的损失范围广、程度大，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国际社会经过长期实践，已形成以政府为主导、保险共同体组织为主体、财政提供支持、在全球保险市场分散风险的一体化、多层次、全方位的风险分散体系。对照国际经验及实体经济需求，国家在巨灾、网络安全、健康医疗保障、中国海外利益保护等重大特殊领域应从顶层设计阶段，就考虑引入保险共同体机制，充分发挥其独特价值。
第二，从保险行业发展角度加强对共同体设立的引导支持。
国内现有的保险共同体都是在行业监管部门和相关政府机构主动引导和支持下成立的。为针对实体经济面临的重大特殊风险管理需求，更应重视共同体建设的组织引导工作。
一是应在行业规范层面重视共同体组织建设，目前保险法和相关行业管理规定对共同体的规定仅有寥寥数条，各个共同体主要依靠各自制定的章程进行管理。此种情况下，应探索出台针对共同体的专门规范，对共同体机制的关键要素进行明确规定，将共同体的运营机制纳入监管系统的规范化管理，防止共同体成员单位的权责利关系、互相制衡关系等重要制度的缺位。
二是应在具体领域、具体方向上对共同体设立进行主动引导和组织协调。比如，监管机构高度重视“一带一路”保险再保险共同体的研究论证工作，组织保险公司集中攻关，其中中再集团作为课题组副组长单位承担了课题主体研究，这一课题摸清了行业整体情况，凝聚了行业共识，为下一步共同体筹建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应对共同体相关的配套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梳理，根据实际需求及早配套。从国际经验看，单纯的商业共同体模式难以完全覆盖全部损失，需要政府的强力支持和推动，形成财政支持下的多层次风险分散机制。因此有必要考虑为重大、特殊风险保险制定合适的巨灾责任准备金制度、政府最后责任人制度及风险证券化制度，优化现有共同体机制安排，并在必要时提供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防灾减灾等方面的支持。
第三，加强共同体自身建设，积极主动履行责任。
一是保险共同体要秉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健全准备金、风险限额管理、连带保险责任、成员偿付能力监测等多种管理机制，克服部分成员机构短期逐利行为和逆向选择行为。
二是进一步提升专业技术服务能力。一方面重视产品研发，加强特殊风险数据整合管理，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运用，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另一方面积极对接资本市场，通过保险连接证券（ILS）、侧挂车等方式，丰富承保能力来源，有效分散风险。
三是深度融入国际市场，发挥共同体在连接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上的桥梁纽带作用，充分在全球保险和资本市场分散风险，引进先进经验和技术反哺国内市场，不断提高国际市场话语权。
第四，充分发挥再保险对共同体机制运行的积极作用。
一是中再集团在保险共同体运营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作为再保险国家队，中再集团全面深度参与国内现有3个保险共同体建设，一直承担中国核共体和中国农共体的管理机构职责，并是中国地震共同体发起人之一和首席再保险人。另外中再集团受新加坡金管局邀请，还担任新加坡“一带一路”保险联合体管理机构。
二是中再集团在国际化布局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可以为我国保险共同体参与国际合作提供支持。2011年中再集团成功加入英国劳合社，成为这个拥有300多年历史特险市场的首个中国成员。自2017年以来，已与29家所在国最大的保险和再保险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境外服务网络已覆盖全球12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中再集团境外保费收入占集团总保费收入的比例超过10%。
三是中再集团在数据、技术及产品定价权方面具有优势，能够为保险共同体建设积极贡献力量。中再集团是保险行业内的“人才高地”，以精算人才为例，中再集团超过绝大部分中资保险公司。中再集团积累了丰富的业务数据，并通过合作单位建立了在巨灾等方面的雄厚数据基础。2018年，中再集团成功收购具有百年历史的英国桥社保险集团，桥社是劳合社市场第一梯队公司，在核风险、责任险等特殊风险领域具有定价权和全球领先优势，将为我国保险共同体建设充分发挥专业技术的支持反哺作用。
